少年丨陈黄健：读过三次小学一年级，都带着暴力记忆
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
作者简历本文作者

陈黄健，生于1962年，1982年夏毕业于贵州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，分配到贵州省绥阳师范学校当老师，后到教育局工作，1993年9月调入广东东莞任教。2022年5月退休。曾在《计算机世界》《电脑》等发表十多篇计算机专业文章。

原题

上学

作者：陈黄健

童年，没有上过幼儿园。但是，读过三次小学一年级。三次，全部带有暴力成分。

第一次读小学一年级，被老师打。第二次读小学一年级，被老妈打。第三次读小学一年级，看见老师的小孩被打。

第一次读小学一年级，可能是4岁，也可能是5岁，不记得了。为什么从学校退学，也不记得了。

记忆中，有的地方特别清晰。有一天，身边的小伙伴们，突然全部不见了。再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去上学了。记得，在家里又哭又闹，终于争取到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上学的权利。

第一次去上学，有没有背书包，不记得了。是不是穿着开裆裤去的学校，也不记得了。只记得，有同学背着一个红布做成的小包，小包里只有一本红宝书：毛主席语录。

小学毕业照

第一次去上学，教室在学校校门的左边，木结构，就是小学毕业照片后面的这种木头教室。照片后面的这间木头教室后面，有一棵高高的核桃树。记忆中，教室里面坑坑洼洼，地面上有很多的积水。有的地方，得走过搭在积水上的木板，才能走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在这个教室里，读过几天书，不记得了。后来他们说我被校长打了，什么原因被校长打，也不记得了。只记得，退学后呆在家里，小伙伴们放学后，会把学校里的新闻告诉我。两件大事，一件是学校在全体师生的见证下，拆除了学校大门口的白蛇庙。另一件是学校开斗争大会，打我的校长，被抓到台上，站在高板凳上接受大家的批判。

这样的日子，没有过多久。撤区并社，区一级组织撤消，父母所在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，已经不存在。我们家，从小镇，被赶到小镇附近一个叫大溪公社的更偏僻的地方。

借用一下名人效应，当代中国著名诗人李发模，当时还是大溪公社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位农民。

大溪公社，离小镇大概有5公里，或者6公里。从小镇到大溪公社，有一条简易公路。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，从小镇到大溪公社，大人和小孩得一起走路。

简易公路的左边，是连绵不断的小山丘。公路弯弯曲曲，靠近山脚的地方，山脚下可以看到很多苗族人的坟墓。简易公路的右边，是一条小河，准确说是一条小溪。小溪的发源地在更远的水坎，顺流而下，经过大溪公社，再流向小镇。公路靠近小溪的地方，可以看到高高的水车。依靠水流的动力，水车不断把小溪里的水，提升到岸边的稻田中。

实话实说，对大溪公社，记忆中的事，非常美好。

大溪公社很小，公社的各个行政单位，及供销社和小学，全部在一个地方。中秋节快到了，供销社运来了很多的月饼。县糖厂生产的，包装月饼的纸，和火柴的外包装纸，一模一样。每个月饼，卖一角二分。

月饼这样的高档商品，当时全部凭票供应。可能是地方太小，也可能是这里的农民太穷，这一年的月饼，我们可以随便买。第一次，中秋节吃过多次月饼。第一次，自己有机会单独吃过一个完整的月饼。

大溪公社太小，大溪公社的干部太忙，几个公社下放干部的小孩，在这里直接玩疯了。

公社对面的小溪，夏天涨水冲垮了过河的石桥。大人们在桥上搭上几块长长的木板，做成简易的木桥。我和另外一个姓邱的干部小孩，有一天两个小孩独自跑到这个桥上，站在木板的中间，一跳一闪，相当刺激。自然，也把看见的大人们，吓得心惊肉跳。

这样疯玩，不是办法。有一天，母亲抓到我，让我去上学。

别的小孩，全部在玩。让我一个人去上学，心里一百个不同意。于是，母亲找到一根棍子。在棍子的威胁下，我被哭哭啼啼地赶进了一间教室。

第二次上学，学生们已经在教室里面上课。在母亲的威胁下，我从教室的后门走进教室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空位上。

母亲守在教室门口，我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空位上，实在无聊。讲台上，一位年轻女教师正在教学生识字，或者写字。慢慢地，我开始听老师讲课，人生第一次，在这个教室里，在大溪小学的这个教室里，学到了人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字：幸福。

第三次读小学一年级，在小镇上。这个小学有一个好听好记的名字：儒溪小学。

语文老师，叫李淑芳，她的儿子，和我是同一个班的同学。算术老师，方鸣，刚刚毕业参加工作。

有没有书包，不记得了。有没有课本，也不记得了。记得清清楚楚，有作业本。

每次上课，作业本由老师带进教室。老师布置完作业后，一个一个点名，让学生到讲台上领回自己的作业本，并顺便从一个盒子里拿一支由老师事先削好的铅笔。老师带来的铅笔，总有几支带有橡皮擦。所以，每次发作业本时，总希望老师能在最前面叫到自己，这样可以领到一只带有橡皮擦的铅笔。学生写完当天的作业后，老师会把学生的作业本，全部收走。

第三次上学，我是插班人，开始时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。同桌的同学，姓曹，不记得名字，只记得有一个外号。这个同学的年龄很大，个子也比我高。比较戏剧性的是，这个同学没有读完小学一年级，在我们同学还有人穿开裆裤时，他回家结婚了。当地，叫娶媳妇。

第三次读小学一年级，除开有同学回家娶媳妇，还有让我更加吃惊的。有一次，班上有两个男同学打架，一个小一点的男孩被打得嚎啕大哭。最主要的，这个男孩，是语文老师的儿子。

写到这里，童年的记忆，差不多了。看过几位朋友的评论，忍不住，多说几句。

中国很大，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，差别更大。如小小的放牛，在我所在的小小的乡村，就可以细分成耕田的牛和耕地的牛。所以，我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件事，我只能保证是自己亲自看到的，或者亲自听到的。我从内心深处保证我所说的是自己亲身感受的生活，反映的是一段真实的社会缩影。小小老百姓，写出来，纯属自娱自乐。

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带给贾宝玉们的，是少有的欢声笑语。中国这个社会，不同阶层的人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，极少出现交集。贾府的变故，成全了板儿和巧姐最门不当户不对的姻缘。文革的原因，让我们这代人有过太多的经历。

丰富的经历，经常会产生一些独立的思考。

传统中国，养儿防老过去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国策。“老有所养，少有所学”，曾经是几千年中国朝廷及朝廷官员梦想中的理想世界。

但是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谓的“养”，与所谓的“学”，与传统中国文化所理解的“养”和所理解的“学”，以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传统中国乡村所理解的“养”和所理解的“学”。基本上，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

传统文化，小说《红楼梦》里面写的，算大户人家的“老有所养，少有所学”。小说中，年长为尊。最年长的贾母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。每一次的仪式，晚辈们按尊卑长幼排着队来请安。喜欢的，留下来莺歌燕舞。不喜欢的，随便敷衍几句。把老爷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仆人焦大，可以借酒发疯，把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部骂完，最后也不过是让众小厮把他捆起来，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，远远的打发走而已。

宝玉和黛玉这些少爷小姐们的学，风花雪月，吟诗作对。生活中的油盐酱醋，与他们的生活完全无关。科举制度下考取功名，才是他们学习的唯一目的。

如果，没有贾母对贾宝玉无原则无底线的万千宠爱。如果，贾宝玉愿意参加科举获取功名。则曹雪芹的红楼，是绝对真实的世界。绝对，不会仅仅是一个梦。

中国乡村中的“老有所养”和“少有所学”，老年人，得承担力所能及的各种劳动。如放牛、如割草、如养猪、如看管小孩。小孩，得放牛、得捡树叶、得砍柴。再大一点，得承担和成年人一样的重体力劳动。

1960年代和1970年代，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人口出生高峰。在农村，刚刚出生的小孩，和成年人一样，有基本口粮。在城镇，0-7周岁的小孩，每月定量供应7斤粮食。

涉及到国家大事，不敢多说。

陈黄健专列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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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子夜审校